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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生:賦史書寫的視角與價值指向

劉偉生2021年11月09日11:22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隋唐五代辭賦研究”負責人、江蘇理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教授

賦史書寫同一般文學史書寫一樣,存在視角生成與價值指向問題,除了要考慮一般文學史書寫中的純雜、主從與顯隱關系外,還要關注賦體特質及其對文體演變的影響。較之一般文學史的書寫,賦史書寫更需多維與開放。

文學史書寫的純雜、主從與顯隱

從先秦兩漢的“文章博學”到現代意義的“審美藝術”,“文學”本身是一個不斷變動的、至今仍不乏彈性的范疇。與之相應,文學史的撰寫也有廣狹或純雜之分。在劉勰那里,“文”是萬事萬物外在形態的自然顯現。在章太炎看來,文字所載即為文學。現代意義的文學史成熟于20世紀,早期林傳甲、曾毅等人所著的文學史仍包括文字、訓詁、史學等方面的內容,二三十年代開始,文學史的編寫才大量使用相對狹義的文學觀念。支配文學史寫作的“文學”觀也在自身的張力與西學東漸的時空中隨學科分類的演變而徘徊搖蕩。或純或雜,或廣義或狹義,或許文學史的寫作不必拘守極端的觀念,而應保有它的鮮活性與在場性。

主、從,主要就地位與影響力而言,文學史書寫表現在題材、內容、文體、風貌、作家、流派等不同維度,形成除了文學自身的緣由,也與政治、經濟、文化、風尚等諸多社會因素有關。事實上的主流文學不一定對應于書寫文學史上的主流文學。區分主從或獨舉主流是易簡的需要,世事紛繁,怎樣才能對復雜的世界有一個既快捷又中肯的認知?自然靠“群分”與“類聚”,甚至簡化為一陰一陽之道。文學史書寫也一樣,突出“主流”的好處是敘事集中而明晰,但許多“非主流”的文學現象會因此而被遮蔽。對非主流文學的關注,既有助于理解主流文學,也有利于考察與展現文學生態的全景,并力求書寫邏輯與文學歷史的統一。

不特主、從,事實與書寫之間也必然涉及顯隱問題,除了春秋筆法式的微言大義,個人趣味與集體意志之間的張力,也是隱形書寫的重要動因。

賦體體式的多元與多變

就體式而言,賦介于詩文之間,非詩非文,亦詩亦文。對賦體體式特征的概括,有“敷陳其事”(朱熹《詩集傳》)、“敷布其義”(劉熙《釋名·釋書契》)、“體物瀏亮”(陸機《文賦》)、“體物寫志”(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假象盡辭”(摯虞《文章流別論》)、“鋪采摛文”(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假設問對”“排比諧隱”“恢廓聲勢”“征材聚事”(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不歌而誦”(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等種種說法,這些說法既解讀了“六義”中的賦法,也從內容、手法、結構、語言、修辭、聲韻等許多維度定義或闡釋了賦體文學。如果我們不將這種種維度合成一體,就難以對賦體特征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橫向而言,賦體多元多貌,縱向來看,賦體也多源多變。或出于《詩經》,或源于《楚辭》,或本于縱橫家言,還有說出于隱語與俳詞的。后來“多源說”逐漸成為共識。影響及于賦體分類,便種種不一,而又個個混淆。或依時代、或按賦家、或憑內容、或藉聲律、或據篇幅、或觀體類。以時而分,有楚體、漢體、六朝體、唐體、宋體;以人而分,有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以內容分,有體物、序志、抒情、說理、敘事之別;以聲律分,有古賦、律賦之說;以篇幅分,有大賦有小賦;以體類分,有詩體有文體。實際分類時往往將各種標準與維度雜糅于一體,如將漢賦分為騷體賦、漢大賦、抒情小賦,既關句式、內容,又涉時代、篇幅,根本經不起邏輯的推敲。現代學者也曾嘗試從各種維度來概括賦體,但還是難于兼顧賦體橫向的體制特征與縱向的演變歷程。

賦史書寫的多維與開放

近百年來,有關賦學的著述已逾上百種。這些著述,有通史、通論,有斷代、專題,或以古、律優劣為衡裁標準,或以文學代興為理論指導,或以內容為量器,或以藝術為尺度,或與賦史寫作緊密關聯,或與文化復興牽連掛鉤,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通史以馬積高《賦史》、郭維森和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最著。斷代更多,有王琳《六朝辭賦史》、于浴賢《六朝賦述論》等。代有新變的書寫,構建了賦史的基本框架。

有以作家為綱目的,如姜書閣《漢賦通義》、俞紀東《漢唐賦淺說》、康金聲與李丹《金元辭賦論略》、孫海洋《明代辭賦述略》。有以題材內容為經緯的,如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胡學常《文學話語與權力話語:漢賦與兩漢政治》。作家的維度突出了賦須大才的理念,內容的維度切合賦重題材的特征。

更多從文體、語言、修辭、美學、風格等形式要素的維度來論賦的成果。如郭建勛《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黃水云《六朝駢賦研究》等。形式的探究是文體研究之本,賦之為賦正在其體式之美。

有側重文獻史料的,如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蹤凡《司馬相如資料匯編》,以及孫福軒和韓泉欣《歷代賦論匯編》。有通論賦體的,如姜書閣《漢賦通義》、葉幼明《辭賦通論》、曹明綱《賦學概論》、萬光治《漢賦通論》。有賦學批評與賦論史著作,如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文獻整理與理論探求作為賦學研究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為賦史書寫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還有一些主題相對松散的論文集,如簡宗梧《漢賦史論》、何新文《辭賦散論》等。論文集或許不如著作體系嚴謹,但探驪得珠,往往不乏精深之見。

從縱向的接續到橫向的拓展,一個世紀尤其近四十年來的賦史書寫,發掘了豐富的賦學史料,展現了賦體批評的多維視角,在彰顯賦體文學價值的同時,也以時代性與創新性為賦史書寫乃至文學史書寫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種種范例。經學無底,史學無邊,未來中國經典文體賦史的寫作,或許可以在更宏大的物質、制度、精神文化的背景與維度里展開,沉潛到更為深邃的鋪陳機制、敘事結構、賦家身份與創作心理。從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需要出發,挖掘和闡發歷代賦體文學中超越時空的價值,是賦史撰寫者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責編:皮博、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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