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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理峰:北宋五子理學的美學意蘊

張理峰2021年11月23日13:56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原標題:北宋五子理學的美學意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北宋五子理學美學思想研究”負責人、山東藝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北宋五子,指的是北宋時期的五位理學家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和程頤。關于北宋五子,歷史上有“五星聚奎”之說。黃百家在《宋元學案》中曾說:“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啟文明之運。逮后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間。”還說:“周、程、張、邵五子并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所謂“五星聚奎”,不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占星術,我們今人大可不必理會,但是北宋五子之間的奇妙緣分,在今天看來卻依然稱得上是一番佳話。

北宋五子的理學,就其根本的為學宗旨來說,自然是為了重振孔孟儒學,以抵擋自魏晉以來道、佛兩家在整個思想界的影響,正如張載所言的是要“為往圣繼絕學”。因此,他們的理學重在闡發儒家的哲學思想,而不在其他。

周敦頤的理學代表著作有兩部,一是《太極圖說》,一是《通書》。《太極圖說》是一部集圖式與文字于一體的著作,包括《太極圖》和《圖說》。《太極圖》作為一種圖式,繼承了中國古代“河圖”“洛書”的傳統,自有一種頗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圖式之美。《圖說》則是對《太極圖》的文字闡釋,周敦頤通過這篇文字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宏大的天道流行的畫卷,提出了無極太極之說,展現了儒家視域中的天道之美。在另一部著作《通書》中,周敦頤重新詮釋了儒家的“誠”的觀念,將其提升至哲學本體的層面,并以它來貫通天道和性命,彰顯出了“誠”所具有的真實無妄之美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神妙之美。也是在《通書》中,他還提出了尋孔顏樂處的話題,讓樂再次回歸儒家視線,使理學在內在氣質上也擁有了一抹別樣的色彩。此外,他還重新詮釋了儒家的禮樂思想,提出了“文以載道”的文道觀,并有一些詩文作品流傳于世,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愛蓮說》等。

在北宋五子中,邵雍的個性十分突出,程顥稱他是“玩心高明”,稱其學“淳一不雜,汪洋浩大”。邵雍對易數有著一番頗為獨到的研究,因此其理學中的美學意蘊也散發著一種較為濃重的易學色彩。他創建了一個規模宏大而又結構精巧的易數體系,并將其義理之學全部納入其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涵蓋時間空間、天地萬物、歷史人文和世間萬象的宏大圖景,也充分感受到了數的神奇和魅力。他還提出了著名的觀物之說,主張要以物觀物、觀物以理,啟發人們去觀照和體驗天地萬物的本然存在之美和內在本質之美。此外,邵雍還是個詩人,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翻閱他的那些詩篇,我們不僅能領略到其汪洋浩大的詩文之美,還能感受到他所孜孜追求的安樂境界,以及他為我們所呈現出的一種別樣的詩意人生。

張載的理學具有較強的造道之言的氣質,其間的美學意蘊也給人一種強烈的撲面而來之感。在其理學著作《正蒙》中,他提出了太和天道觀,并以太虛和氣來共同詮釋太和之道,使天道呈現出了一種既清通神妙又實而不虛的特點,從而使其天道觀有了一種獨特的神妙圓融之美。他還重點詮釋了“神化”與“誠明”這兩個概念,“神化”彰顯了天道流行化生萬物之美,“誠明”則貫通了天道與性命,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美學意蘊。在貫通天道性命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大心說,認為大其心就能體天下之物,人應當突破一己之小我的局限,以一顆大心去面對和感受整個世界,這樣就能最終達到他在《西銘》中所言的“民胞物與”的人生境界。張載的《西銘》,是理學中影響十分深遠的一篇文章,被程頤稱之為“橫渠文之粹者也”。在這篇文章中,他通過極具感染力的文字,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父天母地”“民胞物與”的天人合一之境,充分展現了理學的人生境界之美。

程顥的性情氣象在北宋五子中可謂最佳,其理學的美學意味也最為濃郁。他認為天以生為道,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從而深入詮釋了儒家的天道生生之美。在此基礎上,他拈出了天理觀念,創立了天理天道觀,將天理視為天道的本源和本體,并認為萬物皆有其理,善惡也都是天理,彰顯了天理之美和天道的包容覆載之美。他還提出了“渾然與物同體”的識仁之說,重新詮釋了孔子之仁,將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學提升到了一個無比高妙圓融的新境界。除此之外,他對儒家的圣賢氣象也有著深入的體會和研究,通過對孔子、顏淵、孟子、曾子等人各自氣象的不同描述和評判,讓人們看到了儒家圣賢們多樣且個性鮮明的氣象之美。而程顥本人的絕佳氣象也受到了當時及后世儒者的一致贊譽,全祖望曾贊其乃“天生之完器”,他的弟子則以“如坐春風”來形容他的教誨。可以說,程顥無論其人,還是其學,都散發著一種綿綿悠長的美學意味,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程頤與程顥雖是親兄弟,但在性情上卻與其兄大有不同,程顥溫潤如玉,程頤則嚴毅有加。這種不同在思想上也有所展現,黃百家曾言:“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為體。”具體而言,程頤強調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辨,并以此為思維進路辨析理與氣的關系,認為理是萬物之所以然,是萬事萬物存在的內在根據,但理也離不開氣,理與氣共同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成就了天地萬物之美。與此相應,他還進行了天理人欲之辨,主張滅人欲而明天理,更加推崇一種天理流行、私欲凈盡的純粹生命境界。在生命的涵養方面,他主張“涵養須用敬”,還較為詳盡地辨析了喜怒哀樂未發已發的中和之說,這既展現了理學所倡導的修養功夫之美,也對審美心胸的培育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在文道關系上,他一方面認為“作文害道”,反對專門的文章之學,沒有看到文乃至其他藝術所具有的獨立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又主張“有德者必有言”,并通過體悟和闡發儒家的圣人之言,確立起了真正的文乃道之顯現的文道觀,充分表明了理學在文道關系上的立場和看法。

北宋五子的理學中無疑包含著十分豐富的美學意蘊,且因其各自性情及致思路徑的不同,他們的理學美學在總體上也給人一種五彩紛呈之感。但我們還應看到,北宋五子作為同一時代的理學家群體,思想也有著許多共同和相通之處。尤其當我們從總體上再去尋味他們理學中的美學意蘊時,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

比如,北宋五子都比較重視對儒家天道之美的闡發。周敦頤提出了無極太極之說,張載提出了太和、太虛即氣之說,程顥和程頤提出了天理之說,邵雍對于天道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們重新建立起了儒家的天道觀,共同為世人呈現出了儒家視域下的天道之美,如太極之美、易數之美、太和之美、天理之美、生生之美等。又如,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儒家的境界美學。周敦頤所提出的尋孔顏樂處的理學話題,邵雍本人及其詩文中洋溢出的安樂氣象,都使樂從此成為儒家境界美學中不容或缺的元素。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程顥提出了“渾然與物同體”,這些也都極大地提升并豐富了儒家視域下天人合一的境界之美。再如,他們的理學美學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來自道家和佛教的挑戰。周敦頤突顯了誠的真實無妄之美,從而與佛教的“緣起性空”、諸法皆為假有之說明顯區別開來。張載主張太虛即氣,既否定了道家之無,也批判了佛教之空。程顥與程頤則都提出要見得佛教之小,樹立儒學自信。最后,他們在文道關系及詩文創作方面也大都有所見解和表現。周敦頤明確主張“文以載道”,程頤則既認為“作文害道”,又指出“有德者必有言”,從而將圣人文章與文士之文進行了區別。邵雍一生作詩無數,他以詩言志,以詩抒情,以詩論理,以詩說史,可以說天地萬物、世間百態無不可入其詩。程顥則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其傳世詩文雖然不多,卻都令人回味無窮印象深刻。總的說來,北宋五子身處同一時代,又有著大體相同的為學宗旨,因此也就形成了大體一致的理學美學趨向。

(責編:王小林、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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